文 / 在水四方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哲学研究面对这些冲击和挑战发生了重新定位和自我辩护的需要。为此，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中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与中国史学、文学等学科不同，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是20世纪的产物。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这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1934年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框架和典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不懈努力，为中国哲学学科建制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但是，与其他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因为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虽有自己的义理之学，但这种义理之学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1那么，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中国哲学”吗？或者说，“哲学”是我们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之一种恰当的方式吗？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能够得到恰当的说明，并取得充分的理据呢？“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的。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范围“中国哲学”之“方”、“圆”呢？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成为了一个问题。2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怀疑，大可不必把它看成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种挑战，其实它本身可能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种自觉。因为只有确立了“他者”，才能清楚地确定“自我”。当中国学者意识到“哲学”和“中国哲学”成为“问题”，那种本来被当作“天经地义”的预设才会有所改变，而那个“天经地义”的预设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知识、思想与信仰，其历史与内容都具有同一性，然而，这同一性却通常是依西洋的瓢来画中国的葫芦的，因为西方有哲学，所以东方也一定有哲学，写出哲学史来才能完成世界哲学大家庭的大团圆。其实，对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有一些“从中”还是“从西”的两难心情的。应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成立，不仅是接受西方学术强势的影响，而且也是中国学者试图回应西方学术，在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建构一个与“西方哲学”一样历史悠久的“哲学传统”。3

    也有学者强调指出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和反思，标志着当代中国学者的一种觉醒：既是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又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形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仿效西方而成的“中国哲学”架构和临摹式的思想表达方式，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中国学者心灵的舒展，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很难在西方式的叙事框架之中得到有效的表达。要改变以往简单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式来剪裁中国哲学思想材料的那种“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局面，摆脱因一味地照搬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梳理中国哲学所导致的中国哲学特性丧失的困境，破除西方哲学话语霸权的钳制，中国学者就必须认真地思考和反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特殊性、个体性。事实上，这一点已成为近年来广大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共识。4

    笔者认为，“中国哲学”问题的发生源于我们在近代应对西方冲击失败之后的一种选择：不得不接受西方人对物质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接受西方对物质世界的分类框架就是接受对宇宙、天体、地球、地上万物和人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近代理解。接受西方对人类世界的分类框架最关键的表现在于接受了近代西方人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接受西方人对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首先就是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划分法。中国人接受这一切意味着将自己原有的一切重新分类并安置到一种外来框架之中。许多因素在新的框架中找不到位置或者位置别扭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设想一下，如果西方人采取中国的经、史、子、集分类法来重新编排他们的学科，他们的哲学又该放到哪一类呢？是不是怎么放都会觉得别扭呢？当然，这种别扭的滋味最终不是由西方人而是由中国人品尝，那是由国家、文化、文明的强弱关系使然。

二、“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是20世纪中西方思想学术交流汇通的产物。然而，中国学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苦苦追求之后，中国思想仍被一些人拒斥于“哲学”的门外，“中国哲学”的冠名权依然还是一个问题。这已不简单是说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也不是直接回答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的问题；而是表现了现代中国思想观念和学术意识的内在困境，以及长期以来无法从既定的系统之中得到化解的危机。“中国哲学”的身份困顿和合法性焦虑，必须从新的视角加以认知和给予解释，理清了问题的症结，也许才能找到相应的救治之法，从而开出一些光明的前景来。这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因为它所讨论的是我们已经沿用了近一百年的“中国哲学”的所指是否存在或应如何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最初问题的提出是在金岳霖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做的审查报告中，当时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这可以说是极具穿透力的问题。冯友兰也专门提出“中国底哲学”和“中国的哲学”来区分“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问题。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完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近代化的新时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开始了新的一页。冯友兰的这个讲法，是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总体变化已经进入所谓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在这个时代之中的哲学也被带入了近代化的时代，产生出了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的哲学。套用冯友兰自己的话，他的所指，应当是“近代化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近代”。

    论者认为，在后五四时代，人们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哲学的“近代化”和“民族性”问题，从当时的哲学发展来看，将这两个问题统一起来显然是十分困难的。首先中国哲学的问题和其体现的智慧，与西方或其他民族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正体现出它是“中国的”哲学。其次，“中国底哲学”的讨论，决不应该被理解为主张当代中国哲学只应当追求“中国底哲学”，事实上，就对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来说，“哲学在中国”的贡献和影响可能更为突出，在这个方面的继续大力发展，也是我们所期望的。从佛教中国化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在中国”经过漫长的濡化之后，就可能参与构成“中国底哲学”。5

    另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两个转变：一是由“经学”向“哲学”的转变，创立“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此种转化工作是冯友兰等人在二三十年代完成的；二是由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再深入到具体的“中国哲学”，提示和凸显后者独特的精神价值和具体而非抽象的普遍性。应当说后一个转变还远没有完成。

    论者指出，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转换，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来完成的。在此种转换中，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思想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沟通二者的桥梁，就是强调“哲学”观念的普遍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概念及方法的引进是建立了某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还是建立了“中国哲学”本身？换句话说，抑或中国历史上本不存在“哲学”这种东西，今天所谓“中国哲学”，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欧美的“哲学的方式”解读中国历史上非哲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此问题干系甚大，因为如果这一论断成立，则只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一语的含义也就可以等同于“哲学在中国”。6

    再有学者指出，20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才产生的“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演变，是一个对传统知识谱系进行不断改写的过程。其实在被解释的传统学术内部，也有这样的情形，如宋学与汉学对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释。所不同的是“哲学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学背景，不但程度深浅不一，而且选择类型也有区别。胡适的哲学史编纂，就是他对传统做翻案文章的一种实践，其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导致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史学性格而缺乏哲学意蕴。冯友兰相反，他自觉站在“正统派”的立场上，重视宋明义理之学，且引西方理性主义为同道，其努力具有从观念系统上重建传统价值的意义。而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政治观点虽与胡适不同，但由于两者共同分享着“五四”反传统、重科学的思想资源，故双方对研究对象的褒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侯氏一派将哲学史纳入社会史解释框架中，叙述更系统，意识形态功能更强。所以，这个学科的进展，主要不是取决于史料鉴别的能力或叙述内容的确切程度。虽然这一要求是公共承认的，但只是最基本的。这不同版本的更替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学界甚至是社会的价值选择。

    论者认为，“ 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方法上就是变比较为解释的产物。就历史影响来看，这个学科的建立或这个论域的开辟，对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它为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异同提供学术讨论的途径，胡适把哲学定义为对生活中根本的问题寻求根本的解决，正是为此提供概念框架。要否定它，得提供另外一种比它更好的学术言路。第二，对现代的“中国哲学”创作提供学术资源，如冯友兰建构性的“新理学”与牟宗三诠释性的新心学。不管古典中国的“哲学”形态如何，推动以传统为反思对象的哲学创作总是重要的。有了这两点，这个学科存在的意义就毋需置疑。7

    还有学者认为，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学都是哲学。但若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思想”。就此而论，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识形态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则是“哲学”，这就是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因而被称为“哲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论，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论，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门”或者“分支”，例如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等等，它们之间界限分明，都有规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自成一学科。而中国哲学虽然不能说没有讨论过相应的问题，但的确没有这样明晰的学科规定，也相应地没有学科性的发展。显然，如果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看，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然而，如果从广义的哲学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则是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思想”。

    论者认为，文史哲不分虽然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但并非中国哲学所独有，在希腊哲学中就是哲学与科学不分的，甚至许多思想包含有宗教的成分。人类思想初创之时，所有的成分原本熔为一炉，学科划分乃是后来的事情。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张载的话做总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都是哲学的观念。尽管在中国思想中文史哲不分，但是思想家们对“天”、“道”、“理”、“气”、“心”、“性”等概念范畴的思考，既不是文学的虚构，也不是历史的记载，更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思想的探索。他们探索的领域，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是外在的超越还是内在的超越，总之具有超越的性质。其实，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哲学或者思想的概念含义，主要还在于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究竟有没有能力应对现时代的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生命力。8

    也有学者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原有的知识处理系统出现危机之后，我们处于一种“典范转移”的复杂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实在论、前苏联式的唯物论诸如此类的思想模式来解释中国的传统，并建立起与传统割裂的解释范式，这样的结果使我们难以对现实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更多的处于一种“哲学在中国”的状态之中，而不能在旧的范式崩溃之后建立起新的范式。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而哲学所能提供的是对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问题的独特的解决，而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必然只能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这就决定了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合理向度。

    论者认为，中国哲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采取何种思维方式来整理自己的传统，而在于能否感受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哲学上的回应。过去的中国哲学是否存在或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就只是一种“哲学史”，哲学就退化为一种技术性活动，而不可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思考的基础。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特别凸现了问题意识在哲学思考中的优先性，所以，我们也应将讨论的重点由方法的可行性转变为对于时代的问题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哲学的反思。归纳起来包括两类：一类是普遍性的，即对于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观念，如现代性、环境、人性，而不是简单地抽取几句古人的话做“现代转化”；另一类属于“中国情景”，近年来对于简帛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或儒家制度化的研究，均是试图对中国的传统做知识性的分析，但这种分析都有明显的问题指向，其根本点是要为传统资源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寻找对接点。这样，哲学就会变成“中国的哲学”而不仅仅是“哲学在中国”。9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所表征的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甚至每个人的哲学都是哲学；就哲学的特殊性而言，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每个人的哲学又各不相同。据此可以看出，由“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所引发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超出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根本关系问题。所以，中国有哲学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哲学一词源于西方，而且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主要是依据西方哲学的概念范式来诠释、梳理中国哲学（史），但是，我们应当注意，中国传统的东西被重新安排到西方式的学科框架中所带来的后果：一是中国的一部分学术逐渐变得像“哲学”，二是“哲学”本身的外延因此而扩大。如果考虑到“哲学”即使在西方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学术形式，把中国传统的一些学术叫做哲学也未尝不可。比如，当今福柯、德里达的东西叫“哲学”吗？所以，被称为“哲学”的东西不过具有一种家族相似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传统的一些学术或思想为“哲学”，不意味着因此认为孔子、孟子也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问题。我们不得已按照西方学术分类方式重新安排传统思想和学术的位置，却不能反过来将这个新的位置看成这些思想和学术的本质。重要的不是学术如何分类以及为各类学术取什么名号，而是它研究的领域是什么、研究的方式是什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界定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性质更多地应在内容上下功夫，比较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也应更多地从内容上着眼。总之，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辩护，必须建立在对“哲学”现象更全面的理解上。

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既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样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存在，那末，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中，这一问题被凸显出来了。

    从总体上说，20世纪中国思想的危机意识和价值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其意义世界的重构也基本上依赖西方哲学提供的范式。自从经学解体以后，中国思想就进入了麦金太尔所谓“认识论危机”的时代，传统思想体系瓦解了，原有的“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信念”也消失了，整个社会陷入意义迷失和存在焦虑之中。按照麦金太尔的分析，要解决此“认识论危机”，就要发明新的概念和建构新的理论来满足下列三项要求：一是以系统性和连贯性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二是对原有传统之无能的根源性做出说明，三是要找到新的结构与传统探究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10早期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基本上采用了移植的方式，就是把西方哲学的系统和方法全盘拿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二两项的要求，但对第三项要求却束手无策。所以，如何在满足前两项要求的同时，又能满足第三项要求，就成了中国思想走出“认识论危机”的关键所在。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需要区别两个东西：一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前的那些后来被纳入“哲学”类别的学术和思想，二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后人们明确地在“哲学”名号下对那些思想和学术所做的阐释和发挥。后者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观念，已经是一种“杂交”形态了。今天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学术操作已经越来越“哲学”化了，或者说“西方”化了。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我们同样既要注意它本身的特性，也要注意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既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或相近的对象和问题，那么西方哲学就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参照的背景。从表现的形态来看，中国哲学尤其是传统哲学注重的是一种实质的体系。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旨，他们的体系都是按照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但中国哲学家不太重视从一个形式化的层面来建构一个演绎的系统，而西方哲学家除了有自己的宗旨外，还注重从形式的层面对命题进行逻辑的论证。这种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参照背景，它对于我们注重论证、分析的严密性，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理清我们的思路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11

    另有学者认为，如果把中国思想看做是一种非哲学式的文化思想传统，那么，所谓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化诠释。正如一部基督教哲学史就是基督教教义或《圣经》叙事不断被哲学诠释的历史一样，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将是中国思想不断被哲学诠释的历史。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在近现代以来的遭遇，成为中国思想的一种天命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所指涉的，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天命。也正因为如此，诞生于近现代的中国哲学也注定是比较哲学，比较性语境下的视阈融合是中国哲学不可逃避的诠释学原则。

    论者认为，正如在基督教哲学史中希伯来传统与希腊传统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无法消除但也是创造性的张力一样，在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也一直存在这种类似的创造性张力。宗教与哲学同是西方语汇。宗教由于其指向终极关怀问题保持着自身思想的高度，在哲学中只有形而上学式存在论才能与之相当。所不同的是，宗教的言说方式根本上是叙事，而哲学则是说理。宗教在现代多被认为是迷信，也不合中国思想的口味。传统学术有汉宋之分。汉学乃经典诠释学，代表叙事—诠释传统；宋学乃“义理之学”，代表叙事—说理传统。概言之，宋学对义理之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哲学式的旨趣。在以西方哲学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比较性语境中，在传统义理之学这种“哲学式旨趣”的刺激下，虽然比附的指责萦绕不断，虽然总是强调中国思想的独特性，虽然总要预设或承认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12

    再有学者认为，运用起源于西方哲学范式的过程，不仅在前提上肯定了范式本身，而且也因中国哲学与所运用范式的不同关系而使之得到不同的合理性解释。现在，这一方式越来越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甚至是强烈不满了。在一个多世纪的这种运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轻率甚至是随心所欲的倾向，“简单附会”和“误读”也许还只是一个细节性的问题，埋没或者牺牲中国哲学自行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式”与“内在结构和旨趣”则带来了一种整体性伤害。这至少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中国受到同情或欢迎的部分原因，也是一些人之所以要求中国学术“本土化”或者要求回归中国语境甚至用中国古代语言加以言说的背景。毫无疑问，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哲学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的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因为不管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不管是“反传统叙事”还是“传统叙事”，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对“意义”保持“开放”，都作茧自缚地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封闭式的领地中。13

    也有学者指出，在思想重建的现代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与其他的近代学科相比，在自己传统体系的分类中，找不到能直接对应的部分，只能说“约略相当”。但现代学术的本质，正像华勒斯坦所说的“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4。在这种制度结构中，知识形态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清晰界定和尽量采取准科学的姿态，社会科学诸学科便是这样确定下来的。而“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15。经过向科学的靠拢和实证精神的洗礼，哲学得以进入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中国哲学”在现代学术形态中所对应和临摹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哲学”，它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成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但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固有的，而是现代知识形态建构中的一种想象的推及，只能是戴着中国面具的西方式哲学。

    论者认为，按照所谓“普遍哲学”的要求提拈出来的问题，或因资源匮乏而尽显其短，或因情景有别而难尽其长，使得一部漫长的中国思想历史好像是一只原地打转的陀螺。这正应合了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所下的“非历史性的历史”、“人类精神的童年”之类的判词。面对这样一种身份尴尬和叙事困境，我们亟须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上的欧化理路，对“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建构方式也须做根本的清理，必须彻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有希望走出对西方模式之简单仿照的幽谷，改变“三千年素朴性”的定势形象。最近十年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趋势表明，“东方主义”的某些局限性已被意识到并逐步地得以矫正，后殖民眼界和论域还在不断地拓宽；同时，后殖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参与者的多样性走向也在加大。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改变和学科化形式的当下反思，既可以从后殖民批评中得到启发、吸取力量，也可以在独特历史进程的省视中为之补充新鲜的经验、加厚理论的强度。当代中国，既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样也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参与和建设。16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就中西哲学而言，由于中西哲学各有其诞生、发育、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差分，其哲学讲述的“话题本身”以及讲述的“话语方式”都大相径庭。换言之，中西哲学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体认方式和表达方式亦大异其趣，由此而产生对于哲学定义的不同规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哲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既有其特殊性或个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普遍性的一面。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罗列中西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如何，西方哲学如何，什么是共通之处，什么是差异之点，如此等等），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参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今天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工作提供一种重要的资源。

    在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不同的哲学传统、背景之间的对话，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对话涉及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共识。然而，除了相互之间的理解、沟通，进而达成共识以外，对话还同时应该包括某种建构性的原则；后者所指向的，是哲学本身的理论创造，包括新的视野的形成、新的观点的提出、新的理论的建构、新的思想的诞生等等。哲学的研究、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对话当然涉及对已有的视域的超越、对封闭体系的解构，这一点在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强化解构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代的哲学建构既需要世界哲学的视域，也涉及现代性的反思，按其实质，这种反思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自我批判。17

    笔者认为，满足麦金太尔的“第三项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和建构的新的诠释原则的问题。而真正的诠释原则不是形式的、外在化的，必须是内在的和个性化了的。我们强调多元化的研究方式，同时还应注重西方哲学观念与传统中国思想的双向开放互动，如是则可以消解软化所引进哲学概念的外在性，易于形成内在化、个性化的新的诠释原则。由是观之，我们需要区分“中国哲学”名号下的哲学操作和中国人所实际从事的哲学操作，前者是狭义的“中国哲学”，后者是广义的“中国哲学”。如今，要议论“中国哲学”，不可局限在狭义“中国哲学”的范围。当然，如果考虑广义“中国哲学”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现当代中国的哲学活动还处在各种异质性因素互相离异的状态，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的哲学还没有产生出来。不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中国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必定要以中西哲学的异同比较和相互诠释为基础，在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激发中国哲学的创造力，坚定不移地走以我为主、综合创新之路。

四、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走向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后工业时代，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传统与现代的两极互动有可能转变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交织的复杂动态关系，这是一场更具挑战性的文化实践。而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如何在迎接挑战中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认为，现代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比“现代化”更不易规定的问题。“中国底哲学”在今天的诉求，需要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现代性、普遍性，不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也同时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已为当今跨文化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其注重的问题与提问的方式，不能不受交往范围的限制和古代历史、社会的影响，从而，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是必需的，这种现代化意味着在与西方及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己，并在东西南北时空大压缩的交往时代参与世界和人类文化的交流。18

    论者认为，进入新世纪，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21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20世纪更好。

    复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这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历史性课题。由于传统与现代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性概念，这一课题有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也蕴含了新的解决的可能。从理论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总结传统文化和哲学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更为细密切实的文化理论，以期对这一问题获得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浮泛地用科学、理性、民主等概念去一般地描述现代，而需要认真、理性地追问传统哲学所要面对的现代究竟是什么，现代性包括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性等等。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去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与现代的关系，才能够真实地回答传统文化和哲学能否现代化，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哪些是传统的东西，哪些包含有现代性的因素和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哪些东西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以弥补现代性的不足、纠正现代性的偏差，以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与时俱变的动态关系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19

    再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哲学思想亦在趋于融合。哲学思想融合的趋势在形成着“普遍的哲学”。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方面要注意借鉴传统学术研究那种注重“通”的方法，注意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学术史、经学史、社会史等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注意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而加以融贯；同时亦要注意不只把学术研究停滞于知识、器物的一极，而要体认传统人文整体的教养。如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就会逐步地走向个性化，实现中西哲学思想诠释的双向互动，从而对那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形成的“普遍哲学”有所贡献。20

    也有学者认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既不能“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自己讲”，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对形而上学之谓道的赤诚追求，等等。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要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与对象的对话中、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激动力、转生力和生命力。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面对过去的“问题”、“话题”，更主要的是要面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现实的“问题”、“话题”，并由此五大问题而产生并寻求对生态、人文、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的本根性反思及化解之道。21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而是与哲学从业者的自身问题意识相关联的问题。 “中国底哲学”的追求有没有意义，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现代的“中国”哲学重构是否成功，对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有何借鉴，哲学的现代性如何理解，哲学的中国性如何规定，“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在何种意义上值得追求，这些都是我们在新世纪初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有效的立场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合理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实现自己的价值。

    笔者认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努力方向应寻求各种异质性资源的有效整合，特别是要将传统的思想和学术与西方的思想和学术整合到一起，并产生出新的哲学理论。只有哪一天中国人开始正常地建构出新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才算名副其实、名正言顺，才不再需要刻意的辩护。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关键是：关心中国人的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关心包括中国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带根本性的问题，然后给予自己的解决。我们相信，通过继承学术前辈已取得的成就，经过几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耗费巨大心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哲学学科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注释： 

1 参见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8页。

2 参见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哲学年鉴》（2001），哲学研究杂志社，2001年，第1—2页。

3 参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4 参见彭永捷《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 参见《“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访陈来教授》，《哲学动态》2002年第3期；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6 参见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53、656—657页。

7 参见陈少明《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载陈平原等主编《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8 参见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9参见干春松《从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一种解读》，《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0 参见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72—481页。

11 参见杨国荣《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

12 参见唐文明《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范式转变中的中国哲学》，《哲学动态》2002年第3期。

13 参见王中江《“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4 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8—9页。

15 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6页。

16 参见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7 参见杨国荣《哲学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哲学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8 参见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6、18页。

19 参见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0 参见李景林《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之反思》，《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

21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左    岸

锦瑟

　　李商隐《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来多解，更有人抱定梁启超“知其美，不知何故”语，以此为朦胧美是也，徒增笑尔。今试解之。首二句由物思己引起追思；庄生句言己迷于象难别物我，是无智；望帝句用望帝通人妻而有悔恨事，言其于过往种种迷失之行为有悔；沧海两句以日月对，日喻党争，月喻皇帝，言月无以照明沧海而使珠不能为用而生悲，日却煎迫生玉之根本使玉消亡。分别用《博物志》、《搜神记》中故事为典。末句言一己之无力，不能挽回先前所言之种种。

　　众相

　　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概有纷繁万象皆通于道之义。吾尝言，为诗而能从于道者为上，次者察万物之性，再次为一真人，再次有独到之思索，至于末流桎梏于句法格律尔。从于道者，目物而见本真，不以苍冥为大，不以秋毫为小，不以繁花为荣，不以枯木为凋，当其言，尽其义，或至于默然无语，行为言辞中有自然顺畅之义，自然之其美也；察万物之性者，能超拔人情之上，不着情志而见万物之差别，言物能各顺其境而究其生发之理，以万物顺适为其美也；能为真人者，圆融性情于自身，目万物有情志，天地有诗心，畅快淋漓，尽人之性，以畅达为其美也；再次之者能见常人之所不见也，而至于末流者人云亦云，不知自性，以固化之形态为其美者也。

　　无形病

　　昔日观诗词多见人之文字，时以所谓审美感觉之，今日观诗词惟见人之精神尔。每观文字如一人立于前，但见其见识胸襟态度喜好执著。前人言有无形之病者，非其文字不精，情感不真，志趣不向上，多为见识不超拔，见识浅故胸襟不能豁达，态度常见刻薄，执著一己之私而无包容天地之气魄，强言之山河万里，日月蹉跎也如使蚁负山，终不与人格适。

　　真性情

　　人以为达其实感为真性情，此为主体自求之真，非脱于主体之真。人不齿于掩饰、遮盖，而又以贪婪、狠毒为恶，故诗中达此意着寡。非诗人无恶心，有掩蔽尔，故曰蔽生于世之不容。常见人言某某诗与人格悖，是以其蔽为悖也，非其欲蔽，不得不蔽也。若以不蔽为真，则天下鲜有真人，使一人投世以奸狡、阴险，而皆示于诗，非寻死者不为也。故曰诗之真在能达人性尔，而人之真得于见识之超拔。故曰天下无非真之诗，有造作之人尔，造作人之诗可现其造作，故亦为真诗。真人者不泥于物故能真，此已近于纯粹矣。故曰诗非以真分高下，乃以见识分高下尔。

　　自家面目

　　人以为不明其理而拟于人为无自家面目。吾言不明其理而不拟于人亦无自家面目，明于理而拟人亦无自家面目，名于理而不拟于人亦无自家面目。人将笑矣，“如是，岂非无自家面目之说？”非也，吾言自家面目者，无明亦无无明，无拟亦无不拟，尽脱于枝节而从于本心，合于自然，非形式之所见，乃精神之所含。达于精神之纯粹始可言自家面目，而观诗者亦当蜕尽枝节，作如是观。

　　经济

　　朱熹二十四岁任同安主簿，作《述怀》诗云：“夙尚本林壑，灌园无寸资。始怀经济策，复愧轩裳姿。”经济者经世济民也，而今人言必语经济云云，而强分之于政治、军事，更分门别类以判功用之高下，不亦愚乎？辨其名、解其实适可为我用。

　　审美

　　常有人言审美云云，更有以美为诗之最高追求者，吾以为不当。居高山者以险要雄奇为寻常，泛沧海者以波涛怒号为寻常，育草木者以春华秋实为寻常，饲禽兽者以茹毛饮血为寻常，而以为不寻常者非能常居其境者也，有欲临之而不得常足，故以为惊奇，以此生美恶之心者是以无知而生，未足论也。何为常？老子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明适可以判万物也，而明以为美者，美即真也，故言于明者美真不二，而以为二者，是不明者也。昔言“诗者，人生”也根于此。

　　儒人诗

　　昔有儒人曰诗应有道德秉承，人以为不当而人性自由击之，其未知儒人之意也。老子言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而人情愚钝，太上难为，故圣人治天下退求其次，制楷式以使天下效，是为礼仪、法度、道德，以愚民也。知之者从心所欲而不愈其旨，不知者效仿之亦不足以乱天下，此即古法不可易之根本也。知自然者知此狭而不破此，身能超越之故，世俗之道德礼法不能束缚之，而每言改变者不知其本而追于形式者也。故曰明者变亦可不变亦可，不明者变亦茫然不变亦茫然，争关变乎？人智不达，于变何辜。此于各人之言也，而物相恒易，或能灭也，能适时知其状况者希，故明者每于阶段立命题而世人共为之，保其长久尔，故有言变革。为诗如是，为党为国亦如是。

　　言有尽意无穷

　　有犬两月，未能食骨，惟以蛋饲之。及其壮，则径寸之骨可断，骨之硬无易，其力长矣。有儿阅文，不能尽会其意，以为言尽旨远，及长读之索然无趣，文无易，其识长矣。故言无一定之形式可以达言有尽意无穷之效果，因人而异。识浅者多有此感，识深者则此感微，与道通者则无此感。文人言“言有尽意无穷”者，以中上人之资度天下而后立之，虽盖物甚繁不能备也，故可以惑天下。其于人性也未全知，不足以伦诗也。

　　理语诗

　　王士禛恶说理诗而言“若说理，何不竞作语录？”吾亦言“若描景物，何不费文字而就丹青？”诗非不可言理，而人以言理为不宜者，盖其积小而难逃前贤藩篱，是有堆砌、虚浮之感。此一为诗者之浅，一为观者之成见。设一人自立一系统，言人所未曾言则无人挑剔之，人未见诸于前人故，而人之识出于前人者千年来未有闻也，故是其名未见诸于前人，非其实未见诸于前人也，而观者前后有两行，是其不智也。《诗》亦有言理之句，不过寡尔，后人阻理于诗性之外不亦谬乎？故曰不滞于形式则言理，言情，趋美，趋刺皆无过，是其得言志之本矣，滞于形式非形式过，是人失其心矣。

　　意境

　　有木，雷裂之而有狰狞之态，后人视之可遥想当年之风雷，此即意境。杜句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易“溅”则下，易“时”则无可观；而此诗若为今日所作，徒增笑尔。故吾言意境无可构造者，时也，命也。何谓时命？觉无需语终还语，知不可为亦得为是也。非吾欲取此，当其时、居其地、处其境文思鼓荡而出，不得不取也，是时命发于意向而与文字合，使人阅而能感是为意境。此天成也，假我而发，吾录其实尔，如地陷而出深谷，居而得幽，此境也，人力为之则不得，非不能得其深，是不能得其神，神者，顺天时之利而成者也，人力不能为者，人之识常与天时乖，圣人能为，然圣者寡，而存者亦不图此，故言意境非可图也。而言可构造者，如设一假山于前，一窥已知斧凿，何言境也？未脱世俗之桎梏，更无缘于天心。如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黄庭坚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吾遗小宛句“知音旬未遇，庭叶日积多”唯纪录尔，无法无迹。

　　修养

　　小宛曾寄言于吾曰“诗有理，意，气三宝。君乏气者，乃此之故。浩然之气，涵养之气，特大之气，养之始盈，舍之则亏。非一时能为。”此言养也。故吾以养识为本，识至上可通于道，静之则空冥无端，动之则可以出风雷，以此为气也。法可穷，而气不可竭，故吾取识而弃知也。人之性各有所依，或先识而后知，或先知而后识，不宜一而论之。概求搏者众，求虚者寡尔。

　　离相

　　佛问须菩提“有人言得闻吾法能不惊、不畏、不怖，去一切苦厄，得极乐，信否？”须菩提言“否，人言惊、畏、怖、苦者相也，不能去之；佛说无忧无怖，是不着相也，不着相非无相，是于相无挂碍也，佛说无相，即非无相，是名无相尔。”论诗者常有意境、技法、性情、面目、审美之说，皆相也。故吾言去之则得诗心，持之则不得，得诗心则自然意境高远，性情真挚，技法圆熟，非求而得也，自然有相得人感之尔。而未至者不可言诗也，其未至诗于此实无涉，累于名也惘然；至者可以言意境、性情云云，其言意境，非有意境，是名意境尔。

　　称意

　　陆机《文赋》小序中有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王夫之《姜斋诗话》有言“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昔有人咨我以学诗之法，吾言先有所欲发，然后能发之而无乖逆，后读前人诗以寻诗之感觉，然后可以为诗，然后博学之以养其知，深虑之以增其识，识精深而入道能得精气也，知时命而发可得其神，如此可谓成矣。而诗首要在称意，不称意则不真，不真是不信，不信则学识无以长，精气无以得，神韵无以成，只得其形式尔，是为“样子诗”。吾尝题句于小宛诗后曰“去岁言辞还规矩，而今规矩是平常。千古文章唯称意，再无余事可参量”。

　　化语入诗

　　吾尝言“无不可入诗之语，概有不能包容之心，有力不能及之人尔”。尝见启功以药名，病名，病状，嘶号之声入词亦得圆转，郭沫若以口号入词亦不见突兀，ｌｉｚｉ更马屁牛皮并举亦不失意旨，皆得诗心尔。吾自嘲言“乖张偶胜流氓兔，秉性常摩忍者龟”恰尽吾意，吾言“字句如能臻我意，韵格全部去他妈”恰有乖张态度。而生活中平白语入诗往往更见真切，吾《寄远》有句“虽是新来疏律句，却无一日不思君”，《寄小宛》中有“托心无锦句，此意未雕琢”等皆生活中平白语化入，亦得情致。故吾言有心即可化用之，有难为者，是力不足，思不切，体不深，识不彻故，非关字句也。

　　无所住而生其心

　　《金刚经·妙行无住分》记“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此不住于相是心无挂碍，无妄想，如是得大自由。为诗者有大自由故能反相于见地、技法、字句，自然超拔。诗论词论多结于相，学人多入相不能出，故终生牵扯于末技，而唐及前之成在于究法者寡，无相可寻，故有成。将有人言，技法字句为末技亦当研习之，试看《金刚经·离色离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色身俱足是佛性之显尔，非佛性也，故言有佛性可显俱足色身，有俱足色身未必有佛性，为诗亦如是，有诗心可生见地、意境、技法，俱后者未必能有诗心，更有后者之相于心者必无诗心。《金刚经·大乘正宗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佛岂虚言？

      到苏州，有时间的话应该去平江路走走，因为那里有一种至美，叫做古典。
　　沿观前街往东，穿大儒巷，就进了平江路。如果说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平江路就是这座城市的记忆：白墙、灰砖、栗色门窗、半掩的宅门，构成了一幅水乡生活画。平江路是古城历史、经济、文化的载体：这里的水埠拱桥、石路牌坊，园林式的布局，吴侬软语，无不吸引着你。在宋、元年间，苏州城亦称为平江城。在老苏州人的心目中，先有平江路，后有苏州城。平江路虽和古城一样经历了千年沧桑，但仍然保持了旧时的面貌。把现在的平江路和宋代《平江图》对照后，你会惊奇地发现八百年来平江路没有太大的变化，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完整的一角。要欣赏平江路的美，最好是在下着小雨的午后。这里的雨最缠绵，淅淅沥沥，如丝线雨帘，把整条路笼罩在一片烟雨朦胧中。听着那丝雨的旋律，沉浸在诗词的意境中，脑子里灌满了才子佳人的缠绵故事，耳朵里叮当响着丝竹、琵琶声。细雨中，隔着长满苔藓的高墙，从偶然伸出墙头的老树枝丫间，说不定还可以碰到那个从戴望舒的《雨巷》中走出来的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苏州的雨说来就来，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刻转换成平江河中的涟漪，雨中的平江路成了一幅游客手里欣赏的水墨画。细雨过后，平江路变得更加柔情和清幽。一条是平江河，一条是平江路，相互照应着。这样的景致并非如现时的许多仿古建筑那样堆砌于一夜之间，而是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置身其中，仿佛时光已经倒流。小桥悠悠，流水涟漪，枕河民居的倒影时隐时现，河岸两侧，则有依依垂柳。河道、石桥、小巷和屋舍共同形成了高低错落的轮廓线和富有节奏韵律变化的视觉空间。桥是体现平江河风情的重要景观，又是古城的历史见证。曾任苏州太守的白居易写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在桥上，别样风景尽收眼底；在桥外，桥又成了风景中的极致。线条柔和轻飘，临流掩映，风姿绰约的桥呀，你又把我的魂儿勾走了。平江路上的民居是苏州民居的典范。一座座粉墙黛瓦的苏式住宅鳞次栉比，是一幅着色的水墨画。黑白是主色调，黑色的砖瓦和白色的围墙，年久失修的黑瓦上生出了白色的印子，白墙皮脱落后又露出了泛黑的青砖。瓦的青黑，墙的粉白，于是在瞬间被集中突出勾勒。外墙潮湿斑驳，黑白之间有着悠悠岁月的纹理。
　　
　　清晨，平江路在晨雾中醒来。一路行去，你可以听见洗漱声、开门声、门轴转动吱吱扭扭声，再加上不知谁家听不很清的吴侬软语声。白天，平江路出奇地宁静，静得可以听到鸟翅掠过的声音，间或也可听到寂静深处传来一两声旧货郎悠长的叫卖声，游人至此，心境悠然而自得。一到黄昏，评弹就成了平江路上的背景音乐。饭，要慢慢地吃；酒，要细细地喝，到酒微酣、耳微热时，摇头晃脑唱上几句，真正是自我陶醉。这时候下班的人推着自行车一路走来，从这家饭桌听到那家饭桌，能一点儿不拉地听完整整一回书。夜色阑珊，平江路愈发显得恬静、柔媚而娇慵。不时有从沿街屋子低低流淌出昆曲委婉的古典韵律。平江路，它没有上海里弄那么洋气，也没有北京胡同那么规矩，更多的是随意自然的平民风采。　　
　　平江路弥散的是静谧、幽雅、深藏不露的书卷之气。它狭长绵延，纵深逶迤，破瓦残壁，幽兰吐香。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在功成名就后，总喜欢躲在这里，觅一安静的小筑作为终老的归依，并与这片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有钮家巷的潘世恩故居、南石子街的潘祖荫故居、悬桥巷的洪钧故居和顾颉刚故居、大新桥巷的郭绍虞故居等。另外，近代也有多位名人在这里的街巷中或任职、或治学、或创业、或寓居、或游历，留下了丰富的足迹，如李鸿章、刘铭传、杨荫榆、钱穆、叶圣陶、顾廷龙、吴逸梅，等等。

左     岸

    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清官廉吏，言为心声，他们的拒腐诗文也充满正气，流芳百世。

　　北宋包拯，庐州人，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民间都称他为包公。在他70岁寿辰时，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礼。但第一个送来寿礼的竟是皇帝。皇宫送礼来的太监在礼品上面写道：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拯看后，立即挥毫题诗：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他这样辞去了皇帝的赠送礼品，有礼有节，言辞恳切，实在巧妙。

　　明朝于谦，官至监察御史，他为官清廉，为官一生家无余财，针对当时许多官员乘巡视之机搜刮钱财，回京后向上司送礼物的风气，写了一首《入京诗》予以讽谏：

　　绢帕麻茹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搜刮的危害，清廉的必要，舆论的反应，劝谏的苦心，尽在诗中。

　　明代况钟，于宣德五年，曾外放苏州知府，他到任后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兴修学府，关心民间疾苦，被苏州人称为“况青天”。正统五年，他任满赴京考绩，写下了一首诗：

　　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轻。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简易轻便的行囊，清正廉洁的思想，超然物外的思绪，大义凛然的正气，跃然纸上，过目难忘。

　　明代永乐年间，吴讷任监察御史，人品刚直公正，从政廉洁自持，颇有美誉。有一次，他巡视贵州，返京时地方土司赠送黄金百两，吴讷愤然拒纳，当场在礼盒上题诗回绝：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这首诗是自警，是自律，也是对行贿人奉劝，行贿受贿，天理难容。

　　明代信阳知州胡守安，任满离职时曾写了《任满谒城隍》诗：

　　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

　　向城隍表达衷心，向民众表明心迹，坦荡为官，来去轻松。

　　明朝有位主考官叫李汰，他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时，一天夜里，有人想以黄金50两行贿，以达到“金榜题名”的目的。他非常气愤，当即写了一首拒贿诗：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

　　主考官虽然贫穷，但正气不能丢失，暗室亏空，神目如电，人神共知。

　　清朝张伯行，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从来不受属下分文赠礼，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因而晋升为福建巡抚。到任后，为杜绝送礼者，张伯行便写了一首《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

　　一丝一料，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膏脂。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

　　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那些送礼者见此檄文，不敢自讨没趣，均悄然离去。禁止馈送檄自古有之，值得借鉴。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语言精巧，简洁明了，充满正气，至今读起来余味悠长，发人深思。

左  岸

【程邈】程邈，秦代书法家。字元岑，下杜人； 一作下邽人。 相传他首行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 蔡邕称其“ 删古立隶文”。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胡母敬】

秦代书法家. 本栎阳( 今陕西省临潼东北) 狱吏, 后官太史令. 博识古今文字, 覃思旧章, 博采众训. 参与程邈, 李斯省改大篆, 著有《博学篇》7章 , 是全国统一的识字课本，已佚。 字迹今不传。

【杨雄】  （公元前53－公元后18年）

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口吃不善谈吐，喜沉默，好深思。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四十多岁到京师，王音荐为待诏，后拜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为大夫，校书天禄阁。一生贫穷，交游甚少，以文章名世。成帝时曾著《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进行讽谏，后来领悟到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便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他的著作倍受桓谭、王充、张衡的推崇。他还编有字书《训纂篇》和《方言》。

【史游】（公元前48～前33）

西汉元帝时官黄门令。曾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作《急就章》，后人称其书体为章草。因草创之义，称为“草书”或“章草”。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者，汉黄门令所作也。”宋僧梦英称“剪刀篆”亦造其极。著有《急就章》一篇。王惜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实开草书之先河，为西汉在书学史上开放出异彩而光耀千秋。

【李斯】（？—前208年）字通右，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初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战国末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政（秦始皇）任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以韩国水工郑国事件，宗室贵族建议逐客，他上书谏阻，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他建议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六国后，任丞相。又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又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对我国文字的统一有一定贡献。秦始皇死后，他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为赵高所忌，被杀。

李斯不仅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而是中国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创新者。对汉字书法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秦始皇统一国家后，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李斯同时也是秦著名书法家。他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

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

【曹喜】

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章帝时为秘书郎。工于篆隶，尤擅长篆书。曾见李斯笔势，悲叹不已，作《笔论》一卷。他师承李斯而又有所创新。其篆书有“悬针法”、"垂露法"，都为后世所重。

【刘德升】

东汉书法家。 字君嗣，颍川( 今河南禹县) 人。 桓，灵之世( 1 4 7 —1 8 9 ) ， 以行书擅名， 风流婉约， 独步当时。 胡昭， 钟繇师其法。 胡书体肥，钟书体瘦， 各有E长， 均成书家。 唐张怀瓘《 书断》说：“ 按行书者, 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

【钟繇】  (151～230)

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举孝廉为郎，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东亭武侯；魏国初建，迁相，明帝即位，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工书，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茂，出于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与张芝、王羲之齐名，并称“钟张”、“钟王”。同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真迹已无存，历代奉以为法。《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纯朴，超妙入神。”真迹不传，宋以来法帖中所刻《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出于后人临摹。唐张怀瑾《书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泰汉以来，一人而已。”

 【张芝】（公元？--约192 年），字伯英，东汉大书法家，人称之为“草圣”。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安西县东）人。对张芝的籍贯，在《后汉书·张奂传》中说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差，错传一千多年。经清人钱大昕考证，系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敦煌郡所司六个县中一个县。
有关张芝的史料很少，《后汉书·张奂传》仅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西晋书法家卫恒（公元？－192年）著《四体书势》，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韦仲将韦诞（179－252年），三国魏光禄大夫，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说明张芝虽以杜、崔为师，但后来居上，“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唐开元时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瓘，在其名著《断书》这部中国书法史上杰出的专著中有数百字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张芝，其他历代书法家大都引用和认同韦诞、卫恒、张怀瓘、孙过庭等人的论述，张芝草圣的地位自此就赫然屹立于华夏书坛之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从中国书法史发展轨迹看，从甲骨文到篆成熟于秦，始出隶体，西汉隶书盛行，但已有草书，可谓篆、隶、草、行、真各体具备，但此时行竺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都已不能满足人们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代之而兴的是书写起来快捷而流美的“今草”，社会上形成了“草书热”。张芝从民间和杜、崔那里汲取了草书的艺术精萃，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即有别于章草的“一笔书”，当时亦称“今草”，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张芝的“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虽合，数意兼包，若县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露”；“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瓘《书断》语）
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被誉为中国书圣的王羲之，中年就师承张芝，推崇张芝，自认为草书不如张芝。狂草大师怀素也自谓草书得于"二张"（张芝、张旭）。草书大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一生是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的，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涌现了韦诞、卫瓘、索靖、卫恒等这些传于书坛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师承都导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见马世晓《张芝创“一笔书”辨及"冠军帖"的审美新探》一文）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客观的评价。
张芝获得“草圣”的殊荣绝非偶然，这同他的处世哲学和治学态度有密切关系。张芝出身名门，其父张奂为汉代名臣，“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断书》）张芝“有道”而受到朝廷赏识，下诏求贤，令其作官，而他却不屑一顾，甘作布衣，这种不贪高官厚禄洁身自爱的思想境界，令人钦佩。张芝刻苦学习书艺以至如醉如痴的精神也令人叫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卫恒《四体书势》）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对《张芝墨池》的记载：“张芝于此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王羲之《番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佛及也。'”《敦煌古迹廿咏》中有一首《墨池咏》赞道　：“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圣草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张芝正是这样苦苦求索勤奋努力，才攀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其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草圣。张芝的墨迹见《淳化阁帖》，收有五帖三十八行。张芝著有《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张芝还是一位制造毛笔的专家。
张芝季弟张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

【索靖】（239一303年），西晋书法家。字幼安，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姐姐的孙子。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曰庄。工书法，尤擅章草，传张芝草法而变其形迹，骨势峭迈，富有笔力。前人评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徐姿，张不及索。”靖亦自重其书，自名其字势力“银钩虿尾”。所书《出师表》很著名。著有《草书状》。善章草书，峻险坚劲，自名曰“银钩蛋尾”。时人云：精熟至极，素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素。著有《草书状》一篇。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原籍琅琊，定居山阴。是晋朝著名的中国书法家，其书法风靡于世， 受后人尊称为“书圣”。他不但以革新书法闻名于世，而且也因为他毕生献身于中国书法，建立了划时代的功绩而流芳百世。

王羲之在公元３０３年生于东晋，在七岁时就开始学书法。 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伯父和著名的女书法家卫铄夫人。

王羲之先学正楷，所谓正楷，就是用正体的笔划把文字写出来。

在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开始创立自己的风格，他的字自成一体，独创一格。 他的行书生动活泼，充分表现出他的感情。他最著名的书法作品是《兰亭序》。王羲之48岁任会稽内史，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与谢安、孙绰等42 人修禊兰亭，写下了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这篇序言，不仅文采斐然，书法艺术更是精美绝伦，为千余年来书家所公认。这实际上也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顶峰。正因为此，兰亭雅集也被千古传颂，流传至今。 这是他在公元３５３年完成的作品，那时候，王羲之邀请了四十一位亲朋戚友（其中包括当代的书法家和诗人）， 在乡间的兰亭举行野外盛会。他们列在溪水两旁，把羽觞（一种轻便的酒杯）放在水上，顺水而下，每人顺序取觞（ＳＨＡＮＧ）饮酒作诗。写不出诗的人，都要被罚酒，当天有２６人作诗，一共写了３５首。大家也都喝了不少酒。

王羲之带着醉意，即席挥毫，为这些诗集作序，写成《兰亭序》。 据说，他在几天后再重写近百次，但是总比不上他当天即兴完成的作品。

《兰亭序》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它的原本后来被唐太宗取去。 他很喜爱这幅作品，就命令朝廷最好的几位书法家摹临许多副本，原本则留下来作为自己的陪葬物。

《兰亭序》的原迹虽然在公元６５０年失传， 但王羲之的字体后来对中国书法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太宗对兰亭序的偏爱，促使更多书法家学习和摹临王羲之的字体。

王羲之父子一生勤学书法，他们的专心与毅力，以及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 得到了世人的推崇和景仰。每当人们提到他们的名子时，都会联想到他们的耐心和勤劳。

一个好的书法家不但能通过书法表达他的思想， 而且他所写出来的字也必须充满生气，活力并具备完美的形体。书法是一门艺术，它需清醒的头脑以及对毛笔有全面的掌握，才能够把字写好。 这需要很多年的精心磨练才会有成就。

在童年时代，王羲之就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练字的时候，往往废寝忘食。 据说有一次，他想书法入了迷，居然把手中拿着的面包当毛笔，用来沾墨想写字！ 他经常到屋外的小池塘洗毛笔，结果池里的水都变黑了。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他的第七儿子）也是很勤于练字。 他在十二岁那年，把一个经过父亲改写过的字拿去给母亲看。他的母亲也精于书法。 她一看就认出丈夫所写的那一画。

王献之因此体会到自己的书法还差，不能与父亲的相比。 他决心勤练，要把字练好。他找到十八口缸，盛满了水，下定决心，要拿缸里的水磨墨练字，不把它用完，绝不罢手。

王羲之当过官。他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他曾劝过同僚，对人要公正仁慈。 王羲之后来因为生病而辞官，在公元３６１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王羲之父子因为努力用功，成为有名的书法家，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是把他们奉为勤劳这种美德的象征。

【王献之】（344-386）东晋书法家，字子敬，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为羲之第七子。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创一格，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评其书曰：“笔画劲利，态致萧辣，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

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上，尤擅长于草书。他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所谓“张妙于肥”是说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

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工诗书，晓精楷法，以草书最为知名。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好饮酒，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 张旭喜欢喝酒，每次大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据李肇《国史补》说，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挥笔大叫，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抒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以后也大为惊奇，这恐怕有夸张之嫌。时与李白诗，裴文剑舞称“三绝”。

其书得之于二王又独创新意，书迹有《郎官石记》、《草书右诗四帖》等。其正书《郎官石记》，完全是虞欧笔法，端严规整，欧阳修《集古录》：“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古诗四帖》以其崭新、高美的形式，巨大的气魂展开雄伟壮阔的书卷。丰道生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唐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他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被时人称为三绝。

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颜真卿】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终年77岁，琅邪临沂（山东临沂）人。字清臣。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遭劲舒和，神彩飞动。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了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颤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姪稿为第一。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生于楷书流行之际，与王羲之之典型相对，导开书法新风气。

颜真卿是进士出身，他是在任平原太守时始闻名于世。安禄山起兵范阳时，河北各郡皆降服，唯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而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更是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颜真卿的字宛如其人，自始至终均用正锋，因此所谓颜法的定型化笔法其艺术价值较少，但此笔法却能充分发挥男性的沉着，刚毅。

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旧有的制度已经呈现瓦解之势。颜真卿起而建立楷书新典范，正是重建新秩序的一种心经呈理反映。但是，规矩森严的楷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毕竟是有距离的，因此唐末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便集中表现在行草书方面，古典的典范终于让位给个人主义的抒情作风了。

颜真卿的书法，号称颜体，有他独特的风格和笔法。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

颜真卿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奉为开创者。他和使用方笔的王羲之，都对后世产生既深且远的影响。

颜真卿现存的书法作品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祭伯文稿……等。他和唐诗另一位以楷书成名的书法家柳公权，被人合称为「颜柳」。

他的书迹作品众多，据说流传下来的有130多种。为后人重视的楷书有楷书《多宝塔》、《东方画赞碑》、《麻姑仙坛记》、《郭家庙碑》，《颜勤礼碑》等，这些碑刻楷书，有个性，有特点，有正面不拘，庄而不险的气势，但笔画横细竖粗及捺脚空腹过大之处，在学习时应求其神韵，不应单纯追求形似。他的行书《祭侄季明文稿》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佳作，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行书还有《争座位帖》、《裴将军帖》等。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楷书，岑勋撰文，徐浩题额。字体匀称，丰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25年）四月立。碑存陕西西安碑林。

【褚遂良】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一说为显庆四年，今从《旧唐书》，享年63岁。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其先世居河南阳翟，故有称河南阳翟人者，高宗时封河南县公，进群公，世称"褚河南"。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楷，初学欧、虞，后法二王，而独成一家。深得其父友欧阳询的器重。时太宗好书法，虞世南死后，经魏征引荐褚遂良得以书法侍太宗，官历谦议大夫兼起居事中书令，并与名臣长孙无忌同辅朝政。高宗时累迁吏部尚书，监修《国史》，尚书右仆射，后被贬。书法史上把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家"。
其书法婉媚典雅，端严遒丽。结体方整疏朗而秀润多姿，笔法灵动精到而清劲遒丽，他没有欧体的险峻刻厉，也不似虞字的古朴浑厚，但二者的端严清劲却在褚字的点画结字中得以继承和体现。

【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
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有一丝不茍，同样地，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也因为如此，提高了他在长安的声望与地位，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钜金争相请他。
晚唐书法经历盛中唐之后，盛极而衰，柳公权虽号一时中兴，但与颜书相比，仍略有高下之分。唐代书法隆盛一时，至此已见式微。柳公权的楷书参有欧阳询的笔法，往往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笔画细劲，棱角峻厉，虽用笔出自颜真卿，而与颜真卿的浑厚宽博不同，特别显得英气逼人。
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影响较为突出的有《玄秘塔》、《神策军碑》、《金刚经》等。
1、《神策军碑》：楷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是柳公权的代表作之一，较后世熟知的《玄秘塔》书体风格更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左紧右舒，也是较好的临写范本。
2、《柳书金刚经》：楷书，唐长庆刚年（公元824年），四月刻。原石毁于宋代。有甘肃敦煌石室唐拓孤本传世，一字未损，今在法国巴黎博物院。评论家认为楷书金刚经，具备了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东之）各体之长，有很高艺术价值。
3、《玄秘塔碑》：楷书。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上二月立，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在传世的书迹中，最为著名。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楷书范本之一。

【欧阳询】（557一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其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贴。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等，行书以《梦奠帖》、《张翰帖》等为最著名。其他书体，也无一不佳，唐张怀瓘《书断》中说：“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朽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水，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欧阳询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雀起，远扬海外。进入唐朝，更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但欧阳询自己却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依然读碑临帖，精益求精。
有一次，欧阳询外出游览，在道旁见到一块西晋书法家 索靖所写的章草石碑，看了几眼，觉得写得一般。但转念一想，索靖既然是一代书匠，那么他的书法定会有自己的特色。我何不看个水落石出。于是伫立在碑前，反覆地观看了几遍，才发现了其中精深绝妙之处。欧阳询坐卧于石碑旁摸索比划竟达三天三夜之久。欧阳询终于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因而书法亦更臻完美观止。
常见欧书碑刻有：
1、《九成宫醴泉铭》：楷书，是欧阳询的代表作，学欧书多以此为范本，魏征撰文，唐大宗贞观六年。公元623年）立碑。书法严谨峭劲，不取姿嵋之态。
2、《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也称《温彦博碑》：楷书，书此碑文时，已80高龄。唐大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立碑。
3、《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也称《皇甫君碑》：楷书，是欧阳询年轻时的作品，无立碑年月，碑藏于陕西西安。
4、《化度寺塔铭》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楷书，是欧阳询得意的作品，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立。
所创“欧阳询八诀”书法理论，具有独到见解。对明代人李淳的八十四法，清代人黄自元结构92法的著述，均有启示。其“八决”为：（点）如高峰坠石；（横戈）如长空之新月；（横）如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坚戈）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折）如万钧之弩发；（撇）如利剑断犀象之角牙；（捺）一波常三过笔。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修水县人。其父黄庶（字亚父）庆历二年（1042）进士，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使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熙宁五年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任满后，又再任，在北京度过了七年。元丰元年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两位大诗人也从此结下至死不逾的友谊。
　　崇宁三年，庭坚贬宜州。崇宁四年，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栖身，不堪忧，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旷达高洁，许多人慕名前往求诗求书，向他请教学问。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高宗中兴，追封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遗作有《山谷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家乡存有《上冢》、《咏清水岩》、《双井解嘲》、《云岩寺院记》、《王纯中墓志铭》及都昌南山《清隐禅院记》等诗文及《双井》、《钓矶》等磨崖石刻。

【米芾】（1050-1107）宋代杰出书画家。初名黻，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温士，自号鹿门居士。原籍襄阳（今属湖北）人，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官至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由于他性情狂放，故人称“米颠”或“米痴”。与其子米友仁，世称“二米”，或“大小米”。父子二人又是书画收藏家、鉴赏家。擅长山水，常使烟树掩映中有风雨迷离的深意。米芾性情旷达，不随流俗，潇洒不凡。他所画云山烟树，虽宗王洽，点笔破墨，似出董源，然实从行草书法得来，有变幻无穷的妙趣。自然烟云出没，峦气逼人，创所谓“米点山水”。其画水墨淋漓，烟云掩映，树木简略，妙于熏染，号为“米氏云山”。作品有《云起楼图》、《研山图》、《春山烟霭图》等。其书法有《参政帖》等，其行书，字字精工，沉得痛快，寓刚健于流利之中。其著作有《宝晋英光集》、《画史》、《画评》等。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 他长于行书、楷书， 笔法肉丰骨劲， 跌宕自然， 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 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传世书迹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赵孟頫】

 

【鲜于枢】

 

【康里夒夒】
                            

    待续

---左岸诠译

    文 / 左 岸

     “左岸”(La Rive Gauche)，最早认识他，是地理上的一个区域的泛称，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塞纳河由东向西成几字形穿越了巴黎，而巴黎城则是从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发展而来，左岸，孕育了巴黎。

      公元14世纪起，西岱岛上的居民逐渐向河的两岸扩展，自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起将王宫迁往右岸的浮日广场、卢浮宫、万森城堡后，政治权力中心渐渐移向了右岸，随即商业经济也在右岸蓬勃发展了起来。左岸除了一些零星的居民外，主要建了三所大学：索尔本大学(后更名为巴黎大学文学院)、三语大学(后更名为法兰西大学)、四国学院(后更名为法兰西学院)。由于当时学院的师生必须学会拉丁语，并用拉丁语写作、交谈，所以这一个区域也称拉丁区，这是左岸最早的区，一个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区域。

       到了十七世纪，路易十四迁居于凡尔赛宫，左岸成了从巴黎去凡尔赛宫的必经之路，这时的左岸获得了飞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达官新贵、社会名流纷纷来此建造公馆，这样慢慢形成了以文化知识界为主流的中产阶级社区，与右岸的王宫府邸、商业大街组成的权力和经济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怪乎人们诙谐地称“右岸用钱，左岸用脑”。

      由于文化知识界聚集在左岸，于是各种书店、出版社、小剧场、美术馆、博物馆等逐渐建立了起来。围绕这种社交氛围的咖啡馆、啤酒馆也应运而生，成了左岸知识文化人士重要的聚会场所。从紧靠赛纳河左岸的圣米歇尔大街开始，文化名人和先贤们光顾和聚会过的咖啡馆、酒吧遍布各个街区。

      300多年来，左岸的咖啡不但加了糖，加了奶，而且还加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精华，加了一份像热咖啡一样温暖的文化关怀。“左岸”因此而成为一笔文化遗产、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时髦的形容词。

       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过的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

       在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周围，有最早的弗洛咖啡馆“(cafedeFiore，也称“花神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和边上的德玛格餐厅 “(AuyDeuxMagots)是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和他的情人海湟波娃几乎天天消磨时光的地方。现在咖啡馆的菜单上还印着萨特的语录：“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而附近的“里普啤酒馆”是安德烈·幻德及其《法兰西》杂志社撰稿作家们定期见面探讨写作心得的地方，也是圣·罗兰经常涉足的地方。

      如果说，右岸凝聚着奢华宏大的文化象征：香榭丽舍大道、刚果广场、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宮等等；那么，左岸[Rive Gauche]则有着着卓尔不群的精神指向：罗丹博物馆、克吕尼馆、MK2艺术院线等等。

      左岸，作家与诗人的天堂，清贫的文化，年轻的奋斗，人文的气质。左岸，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娱乐，休闲为一体。
      左岸，独到的视野，竭力为您打造经典文化大餐！！
      左岸，欢迎您有空常来坐坐！！！
      网址   

               http://yanglin001.bok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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